报纸开天窗，在现在的媒体人眼里，应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的事。至少新闻史的教科书上是这样的写的：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报纸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，通不过的新闻和文章就得拿下，报纸在被抽掉的新闻或者文章之处不加填补，故意留出空白，以示抗议，这就叫“开天窗”。
的确，由于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这回事，所以，报纸通不过检查，才可能开天窗。办报纸，是需要成本的，版面，尤其是有影响的大报，版面就是钱，开天窗空着，意味着钱就没了，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议，断然不会这么干。更早，在国民党当家之前，北洋的武人们，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。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，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。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，武夫们一点招都没有。最蛮横的，像张作霖、张宗昌这样的“胡子”，就抓记者杀头。好像也不怎样顶事。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，大不了进租界，骂街依旧。以晚清以来的传统，报界有个说法，报馆跟监狱是隔壁。当年沈荩被杖毙，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，然后清政府对于报人就没辙了，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。
国民党刚上台的时候，报人还是习惯硬顶，蒋介石说，他有100万军队，《申报》老板史量才说，他有不止100万的读者。后来，史老板莫名其妙地遭遇了枪子，被打成了筛子。此后的报人乖了，新闻检查官也上任了。报人偶尔有点脾气，就开天窗。当年的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都开过天窗。皖南事变的时候，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办的《新华日报》，也开过天窗。不过天窗上有四行木头刻的字：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。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！”
不过，开天窗这种事，细究起来，在中国，其实是国民党人开的头。晚清那阵儿，国民党人曾经有过很多别的名字，但人们都叫他们为革命党。当年的革命党人，自打办《苏报》的章太炎和邹容起，就是办报的好手。南方的朱执信、胡汉民、汪精卫、戴季陶、詹大悲，还有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；北方的于右任、景梅九，都是行家里手。随着清政府对报业的管制越来越松，他们办的报纸越来越多。一直把报纸办到了天子脚下，北京城里，一度很有名的《国风日报》就是革命党人办的。
那个时候办报纸的人，都是从写稿，采新闻，编辑，印刷，发行一把抓。穷，雇不起人，所有的事都包办了。实在采不到新闻，就自己编“独家电讯”，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。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（也是一个革命党），办《安徽俗话报》，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，忙到虱子多得从脑袋上往下掉。
《国风日报》在开始的时候，也是这样一份报纸，经常穷得揭不开锅，需要敲朋友的竹杠，才能办下去，可是办着办着，也许是由于原先在日本学军事的革命党人，如吴禄贞、蓝天蔚、阎锡山等人，都在新军里做了高官，革命党人可以去打秋风，也许是报纸的销路有了改进，反正办报的人，有钱了。写稿子也好，开编辑会议也好，都进了八大胡同，一边叫局，让美人陪着，一边做。
那个时候，革命党人没有禁欲的意思，在日本的时候，就经常在妓寮里混，有醇酒妇人，革命才更有干劲。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党人，只要口袋里有钱，个个都有相好的校书、长三、幺二（妓女等级），在北京，则换成了苏妓（当年北京最好的妓女是苏州来的）。泡在“苏乡”不肯出来。
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，革命党人都很灰，可是冷不丁武昌起义爆发，大家一下子跟打了吗啡似的，陡然兴奋起来。《国风日报》马上把这消息用二号字排出来，用号外推出，逼得大清国北京的警察，不得不出来干涉，不准报纸刊登跟武昌有关的消息。第二天，《国风日报》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，只印了一行字：“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，因警察干涉，一律削去，阅者恕之。”这一下，京城更乱，人心惶惶。都以为肯定革命党人大胜，清军完了，否则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。警察没办法，只好央求报馆，该登什么登什么吧，只要不是明显的谣言就行。
《国风日报》的天窗开得太大，北京有份画报，为此特意画了张漫画，上面四人搓麻，一个人打出一张白板，明晃晃的，下面一行字：你怎么打出一张白板呢？天窗，开成了白板。不过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过了十几二十年，当年的白板，居然轮到人家给国民党人出了。■
张鸣：学者，现居北京
